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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在上海最繁华的街头:从天津走3个月到上海,谁给他们找回家路?
http://www.Volunteer.sh.cn 2021年02月26日07时49分 上海志愿者
 

救助街头露宿者的公益组织亲切地称流浪人为“街友”。他们出没于上海火车站、南京路等城市的繁华地带,却鲜有人留意到他们的存在。

 

流浪的原因各不相同,许多人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进救助站。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救助流浪者的公益组织,填补了社会救助的空白。“流浪者新生活”就是其中之一。

 

每个星期六傍晚6时,流浪者新生活的义工们都会给街友准备一顿晚餐,就像一场持续了9年的约会

 

 

发饭,就像一场约会。

 

持续9年的约会

 

天目路高架桥,地处在上海中心城区静安区,车流不息的南北高架从头顶上穿过,这里距离上海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路程,是流浪者救助组织的其中一个发饭点。

 

下午6时不到,桥底下的街友们已经有秩序地排成一列,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张慧泉把三轮车停在路边,向着大部队走去。他是街友中的“有车族”。一个月前,他靠捡瓶子攒下来的钱买了辆带箱子的三轮车,箱子里放置他随身的衣物和被子。

 

发饭现场气氛活跃,街友与义工熟络地谈起彼此的近况。“来,给你介绍一下,他也是江西的。”排在前头的小熊远远地招呼张慧泉。他们是同乡。就在刚才短暂的交谈中,小熊发现新来的义工里也有一位江西人。

 

6时,发饭准时开始。街友挨个从义工手中接过盒饭,在高架桥边找地方坐下,边吃边聊。那是9月,距离中秋节还有不到一周,给街友们准备的每一份盒饭外还多加了一块月饼。

 

 

“食物只是一个媒介,更多人不只是去发食物,而是去见见老朋友。”义工尤松清说,一顿饭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街友需要的是有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今年28岁的张慧泉是江西抚州人,小时候父母和哥哥都外出打工,20071月,15岁的他一个人来到上海讨生活。身高1.73米的小伙子十分开朗,平时不爱说话,但熟悉了以后,他会主动开玩笑。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腿脚不方便,只能靠捡瓶子为生。

 

在街友当中,80岁的张建民和张慧泉关系最好。老头子是个热情的老好人,在流浪圈子里颇受尊重。张慧泉刚来上海时,跟着老头在豫园附近流浪。捡到的食物,老头都会分给他一点,不让他受欺负。

 

 

同为天涯沦落人,最容易互相取暖。陆大姐在街友中认了一个干弟弟,而她正是为了这个弟弟才过上流浪的生活。

 

陆大姐身穿着一件旧围裙,拎着黑色马夹袋,走两步便气喘吁吁。她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去年因头晕被送到急诊,医生一测她的血压达到200,平常人早就爬不起来了,可她硬是扛着。陆大姐是上海人,家境贫困。一位流浪者经常在她家老房楼下露宿,时间长了,她便开始照顾他。他有一只眼睛看不见,找不到工作,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五年前,陆大姐离开家,两人一起流浪,白天捡破烂,晚上睡在麦当劳里。“我妈说我是神经病,但我就是放不下他。他没有亲人,又患有残疾。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认识他,我不管他谁管他……”

 

街友们来自天南地北,流浪的理由也各不相同。由于长期混迹于街头,在与他们初次交流中,很多人连真实姓名都不愿意透露。义工的倾听能帮助他们缓解生活带来的压力,慢慢地,他们也愿意敞开心扉,与义工分享自己的过去。

 

小熊是他们当中最活泼的一个。“我家住址?虹桥火车站西广场的地下通道。说得难听点,就是四海为家。有家的人,不会来吃这个饭。”他刚从救助站洗过澡,身穿一件绿色套头衫,也是站里送给他的。

 

 

小熊和“老头”。

 

小熊老家在江西丰城,是家中独子,因为经常和父母闹矛盾,17岁便出来流浪。在南昌待了10年,被敲诈过两次,后来听人家说上海好待,没人敲诈,我就来了。

 

20061月,小熊来到上海的那天,上海还在飘着雪。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捡破烂,白天在地铁2号线捡瓶子卖,一个瓶子一毛八,晚上就睡在南京路。冬天夜晚下着雪,我没有被子,一躺下,城管就赶我们走。后来我就睡在上海南站,当时还没有虹桥火车站呢。

 

办好身份证后的小熊回过一次家,可待了一年后,又回到上海。“在家里没意思,时间久了要和父母闹矛盾。”记者问他现在以什么为生。“以前我帮人家搭过演唱会舞台,后来就在南京路上帮人排队,一个晚上可以拿到80块钱。

 

所谓“排队”,就是在某些品牌旗舰店发售限量版的时候帮客人排队购买。然而上一次排队的时候,因为有人插队,小熊和对方吵起来,在派出所被关了一晚。从那以后,他就不想去排队了。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亲戚的电话号码弄丢了,小熊从此和家人失去了联系。他说他的爸爸住在养老院,而这已经是2007年的情况了。关于家人的消息,也都停留在他离开家那一年。

 

“你想过回家吗?”小熊边使劲地摇摇头:“我不想回去,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不能让他们知道的。我没有钱,回去丢人。”

 

看他情绪有点低落,旁边一位老街友拍拍他。“嗨,你还年轻,今晚跟我排队去,明天口袋里就有80块钱了,怎样?”“我不去。小熊摆摆手。我年纪这么大了都去干活,你年纪小,怎么不去……”随着一老一少的背影渐渐远去,其他街友也陆续散了。

 

 

一周一次的发饭,就像是老朋友间的一次叙旧,分享彼此的生活。夏天给街友理发,秋天送月饼,冬天发棉衣棉被,春天来临的时候,一群来自上海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义工现场给街友们做一顿饭。青口贝、小龙虾、意大利面、煎饺和英式鱼薯套餐,制作工艺和酒店标准并无二致,让街友们享受了一次充满仪式感的晚餐。

 

给流浪者找新生活

 

每个星期参加发饭的成员不固定,大家提前三天在群里报名,分组并确定领队。发饭当天下午,大伙儿先在上海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快餐店集合,然后分头前往不同的发饭点。来发饭的义工中有白领、公务员、餐厅老板、学生……

 

尤松清是在浦东张江上班的一名“IT2013年他路过人民广场时第一次遇到流浪者新生活的发饭活动。出于好奇心的他询问了现场一名义工。那天我才第一次发现,原来这座城市里还有这么多流浪人,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去帮助他们。

 

尤松清那天询问的义工,是“流浪者新生活”的发起人天天。“以往人们对流浪者总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好吃懒做,心术不正,偷鸡摸狗。”然而这些年接触下来,她发现流浪的原因各种各样,而大多数人,只是迫于无奈。“生活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给你沉重打击,有时甚至让你爬不起来。他们所遭遇的软弱和悲伤我们都会有,但我们没走到那一步,是因为我们很幸运地还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2011年,天天还是一名全职妈妈,那年她的孩子刚满一岁,生产后患上产后抑郁的她,决定走出家门去做一件在心里酝酿已久的事,帮助那些在上海街头流浪的人。

 

“一开始我和几个朋友带着食物在徐家汇街头找流浪者。我们很害羞,不知道怎么建立对话。但后来,愿意跟我们聊天的人慢慢多起来,大家敞开心扉,我听说了更多他们的故事,并知道如何在街头找到他们。”这种彼此不带功利心的交流就是发饭的最早雏形。

 

发饭的过程中,一个人负责发饭,一个人负责深度关怀。公益组织与救助站合作,“流浪者新生活”的团队逐渐壮大到100多人,核心团队30人。很多志愿者周末一有空就会报名来发一次饭,倾听一段故事,这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大多数人流浪是因为失去了社会和家庭系统的支撑。”天天说,“人处在最底层的时候,感受到的都是负面情绪,容易铤而走险。而这时如果有人能够给予一点关爱,让他们感受到善意,心态就会有所变化。”

 

曾经有一个年轻街友在发饭的时候跟义工说:“我今晚一定要去干一票。”对方透露自己即将实施抢劫,义工听了十分震惊。但她冷静后跟街友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今晚抢劫的人有可能会是我。”年轻人听了,一下子陷入了沉默。

 

 

这样的事或许是个例,但简单的发饭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一位中年街友每次都来领饭,义工们鼓励他去找工作自力更生,现在他成了工头,专门为街友群体提供工作机会。一位年轻时当过理发匠的老爷爷因为家境贫困而流落街头,义工给他买了一套全新的理发工具,现在他每日行走在上海郊区,走街串巷地给人理发,五块钱理一个头,而只要是流浪者找他剪头发,一律不收钱。

 

今年以来,随着从事发饭的社会团体越来越多,天天和她的团队开始考虑“进一步”,在救助的道路上走得更深——给生病街友送医做手术,为露宿老人寻求社会福利,给聋哑流浪者寻亲,帮他们找到回家路……“很多街友希望生活有所改变,他们只是缺一个机会。”而这,也是“流浪者新生活”的意义所在。

 

霓虹灯下“两个世界”

 

救助街友,更难在于找到他们。每隔一段时间,“流浪者新生活”的小分队都会到街头寻找那些未被发现的、需要帮助的街友,这个过程称之为“扫街”。

 

去年10月正值国庆假期,南京路步行街东拓段开街满月,南京路上热闹得如同过年。一个首次参加扫街的女孩疑惑地说:这个地方可能有街友吗?这里太繁华了……”

 

 

南京路上人流如织,而义工却能辨别出身处其中的街友。“城市里的行人都有目的地,就算是游客也会四处张望周边的景点。街友没有目的地,他们不关注周围发生的一切。”义工金建说,“他们有的靠着休息,有的在寻找食物,大多处在一个相对孤立的状态,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

 

张志刚在南京路上流浪五年了。他不愿进救助站,无法接受救助。扫街小分队发现他时,他正坐在一家珠宝首饰商厦门前的台阶上。他头发很长,满脸胡子,身上的衣服很邋遢,对着空中胡言乱语,似患有精神疾病。他的双拐横在身右侧,金建犹豫了一下,从他的左侧靠近,以防他一时激动会拿起拐杖打人。

 

“吃饭了吗?”金建试探性地问。“没吃呢。”对方回了句。金建递给他一罐八宝粥,他立马打开拉盖,一扫而光。趁着吃饭的空档,义工问起了他的个人信息。

 

张志刚今年30岁,出生在黑龙江黑河市嫩江的一个小村子里,因患有小儿麻痹而长期拄着双拐走路。父母在他小时候离异,他跟随母亲离开了村子,但户籍还是在村里。

 

流浪的日子里,张志刚一直靠在南京路捡垃圾为生。“他甚至都不像一个乞讨的人。”金建说,“乞讨的人有钱吃饭,但是他没有钱吃饭。”

 

第二天,根据张志刚提供的线索,义工帮他联系了老家所在派出所,果然查到了张志刚这个人,但当地没有人知道他的父母在哪里。由于他有精神疾病,如果找不到监护人,则意味着谁都没有办法把他送回家。

 

 

霓虹灯下,南京路上来往穿梭的行人脸上,似乎都洋溢着幸福满足的笑容。而在同一条路上,街友们有的在翻垃圾箱,有人仔细盯着游人手里喝完的塑料瓶子,有人坐在路中间的石凳上休息……身边的人来人往与他们毫无关系,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状态”,这里是他们睡觉生存的地方。

 

那晚,义工们沿着南京路一路走过去,一个小时内送出了12罐八宝粥,而这些只是愿意接受帮助的街友的数目。有的人不愿意与人交流,志愿者只能随机地挨个询问。晚饭吃了吗?我们这里有些八宝粥……”只要街友愿意接受食物,对话便建立起来。

 

春天到来前的寒夜

 

1月,上海市区气温降到零下6度,义工们在人民公园绕了一圈又一圈,给街友送过冬的棉被和衣物。寒风中,一行人每人手提着十几个物资袋,寻找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身影。

 

地铁人民广场站18号口外,有一片公园内的绿地。由于不是主干道,晚上行人稀少,只有零星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在寒冷的冬夜,不少街友会把这里的花池当做露宿点。

 

 

那一晚,哈利就坐在其中一个花池周边的长凳上,寒风呼啸中,他的身上只穿着一件捡来的某家火锅店的黑色工作服。

 

他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名字。哈利,是周围朋友给他起的外号。他14岁从一家福利院跑出来,此后在外流浪了20多年。中间尝试去过其他省市,南边和北边都去过,最后来到上海。他说。

 

没有身份证和户籍,就没有办法购买车票,哈利的流浪之路全程靠一双脚走。他最长的一次旅程,是从天津走了3个多月到达上海。

 

平日里,哈利以打零工为生,在人民广场发传单、在工地做搭建工作,做一些不需要证件、做完可以现场结账的临时杂工。“发传单一天能赚到30块钱,但这种工作只是偶尔才有。

 

了解到他的状况以后,义工立即把随身带着的食物递给他,却被拒绝了。“我们这边有自己的规矩,不能要老百姓的东西。”哈利笑笑说。“没关系的,我们就是来帮大家的。”义工一再劝说。“不行,我可以自力更生的。”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收下这份食物。

 

普通街友一般会随身带着小拖车或者小袋子,里面装着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积蓄、证件、衣服和个人用品。而哈利身无长物,连一件行李都没有。

 

生活十分艰难,但哈利有自己的坚持。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动力支撑他这样生活下去。“我们不会去问这个问题,因为这对街友来说太残酷了,是义工们不会去触碰的点。”天天说。

 

离开之前,哈利唯一透露给义工的确切信息是他14岁前生活的福利院的名字。因为哈利不识字,他能提供的只有读音,而时隔多年,这家福利院很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如果能找到福利院,或许就可以找到帮助他恢复身份的方法。”天天说,虽然希望渺茫,但还是要有希望,不是吗?

 

 

冬去春来,过了这个寒冬就是新的一年。小熊说,过了这个年,他要找一份新活儿,等赚到了钱就回家看看。张慧泉经人介绍,准备到社区做垃圾分拣员的工作。陆大姐还是每天与“弟弟”在这座城市结伴流浪……有的人渴望改变,有的人盼着重返家园。

 

这段时间,陆续有找到工作的街友来跟义工们分享新工作的喜悦,还有街友在脱离困境后成为志愿者,继续帮助其他人。

 

 

或许只有在最寒冷的角落,才更知温暖的可贵。在这座高速运转的城市之中,每天还有多少这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存在,我们不得而知。而发现这些被遗忘的个体,或许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爱的能力和责任感的考验。(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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