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着又是一个，很快，我们面前摆放的凳子全部坐满了。

    今天是周六，当地学校放假，根据雅安市文明办的安排，我们走上街头，为普通市民开展一场心理咨询活动。如果不是现场的直接感受，我们也没有想到，雅安市民对心理咨询是如此接纳。

    早上九点半，我们穿着志愿者服装,准时赶到指定广场。路过的行人先是打量，然后凑上前来询问，有的人一问就坐了下来，一聊就是半个小时。

    一个六十五岁的婆婆在心理志愿者李杭屏老师的面前坐下来的时候，她的脸上堆着笑容，但笑容掩饰不了她的焦虑与不安。“地震发生到现在了，为什么我总是常常感觉地在抖？有时候小孙子在沙发上跳动几下，我就会感到心慌，是不是我出现了精神疾病？”婆婆问道。

    在我们设摊咨询的过程中，有类似问题的咨询个案不下十人。李航屏在确认老婆婆的身体状态和睡眠情况等并无大碍后，告诉她，出现类似轻微的幻觉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当我们逐渐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态后，完全有能力克服。这时，这个婆婆像是放下了一块石头，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我们要安排一场雅安市的广场心理咨询？在我们还没有被安排进入重灾区前，雅安市的非重灾区的人们，其实同样需要心理学的科学普及。这是因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主要发生在灾后一至三个月的时间内，而人群并不局限于受灾群众——凡是被灾难事件“污染”的人群，比如救援者、电视新闻目睹者等，都有可能出现警觉性增高、对创伤有关的刺激表现过分等情况，导致惊恐、回避、注意力不及中、学习工作困难、失眠、噩梦，伴全身的紧张、出汗、心悸等，而在躯体方面可出现厌食、消化不良、腹泻、躯体不适感、疼痛、疲乏无力。当然，大部分人出现上述轻微的表现，只要程度轻微，完全有能力进行自我调节。

    在这次以灾后心理科普为主要目标的街头心理咨询过程中，我们也接待了一个个在生活中遇到问题的市民。心理咨询师陈建萍接待的一个24岁的男子，让她格外印象深刻。他的表弟在今年1月15日查出患上再生障碍性贫血，他觉得弟弟好可怜，5年前的汶川地震中，弟弟的母亲不幸去世，父亲又是农民，家里养了两头奶牛，又没有多少钱，在这次地震中，弟弟家里的平房也开裂了。

    为了照顾弟弟，他辞掉了自己的工作，还募集了10万元钱，但没想到弟弟还得有乙肝，如果手术，费用高达六七十万，而成功率也很渺茫。“我快撑不住了！”他说完，一脸的痛苦和无助。这时，陈建萍握着他的手，默默地安慰他，“你的压力真的很大，你已经为弟弟做了很多，但你只有更好地照顾好自己，才能更有力地去帮助到弟弟，是不是？”陈建萍努力让这个才只有24岁的男子平缓情绪，并让他从对弟弟病情的绝望中走出来。

    在一对一咨询的过程中，心理咨询师苗蓬和一名中年女性起身离席，走到了一棵树下，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这个来访者刚遭遇了生活的打击，今年1月，大火一口气烧毁了她的家，火灾之后，赔偿、重建，都需要交涉和谈判，所有的事务，她都一个人扛着。起初，她以为自己足够坚强，但慢慢地，身体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她本打算今天去看中医，前晚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预报，她改变了行程，一早直奔这里，希望寻求帮助。面对这样一个来访者，心理志愿者再多的话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苗蓬紧紧地抱着她，通过身体的抚慰，让她感觉到支持的力量，最后，这个四十几岁的女人付在苗蓬的肩头，痛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在心理咨询活动现场，上海市心理援助志愿者服务队队长赵红娣注意到了稍远处的一个三轮车夫，他将车子停放在街角，然后犹豫不决，但最终下定决心走了过来，并在赵红娣面前坐了。“老师，我的儿子是精神病。”这个男人憋了很久，终于松口吐出了这句话，他说，儿子在两年前遇一辆卡车鸣笛的惊吓，人像是被吓傻了，住院后被诊断出是精神分裂症，出院后，他一直调皮捣乱，不停地干坏事，怎么办？“你的孩子患上了这个病，你很难受，因为你也想要有一个能让你骄傲的儿子，是不是？”赵红娣接着说，“你要相信，你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了儿子，你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父亲了，不要内疚，你的坚强，让我也很感动……”经过赵红娣的慢慢开导，这个父亲离开心理咨询摊位的时候，他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轻松了很多。

    在心理咨询中，任金华、王人通、王国强、叶峰等几位心理志愿者也都耐心地倾听、疏导前来咨询的市民，连喝水都要抓紧时间，然后紧接着接待下一个来访者。现场，想要前来咨询的人太多了，就连上海市文明办巡视员、上海市志愿者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本次上海赴雅安心理援助志愿者服务队领队陈振民，也在咨询现场当起了“编外心理咨询师”，他握着当地市民的手，站着和他们谈起了心。三个多月小时的广场咨询活动很快就结束了，看着一个个雅安市民带着犹豫、不安、焦急而来，带着轻松的笑容回去，我们也感到了无比的满足。（作者系上海赴雅安心理援助志愿服务队队员申志轩）